陈昶文Changwen Chen

从学术体制琳琅满目的标签中，挑选出一组能够准确标定自己所做工作的概念，对我而言并非易事。因此，请允许我暂且绕开这些简洁的分类，用一种传统但也略显冗长的方式，来介绍我的研究。

贯穿我研究的，是一个看似古老、却不断以新形式重返当下的问题：社会如何将思考与劳作分配给不同的人，又如何使这种分配显得顺理成章？

思考与劳作，或者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，起初表现为劳动过程中构想与执行的分离，但很快扩展为知识、能力、权威与资格的不均衡配置。它决定谁能够设计劳动过程、解释经验和参与决策，也决定谁主要承担操作、服从与执行。脑体分工作为一种社会秩序，因而不仅存在于不同劳动者之间，也被写入机器、程序和标准之中。当构想、知识与规则凝结为技术系统，劳动分工便获得了一种超越具体劳动者、并能够持续组织此后劳动过程的物质形式。

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，技术并非从社会外部降临的中性力量。机器、工具与技术系统凝结着先前的知识和劳动，是过去劳动的物化形态，即所谓“死劳动”（dead labor）。技术使过去的劳动进入现在，并参与组织当下的“活劳动”（living labor）。换句话说，死劳动会以机器、流程和标准的形式返回生产现场，并重新规定活劳动的节奏、动作与可能性。脑体劳动之间的分工，也因此进一步呈现为活劳动与死劳动之间的关系，并具体体现于劳动者与技术之间的关系。